斜杠青年和工牌，谁能给AI时代打工人一份“体面”？

（本文作者为 防冷涂的蜡，钛媒体经授权发布）

文 | 防冷涂的蜡

设想一下，一位分析师正在赶一份报告。写到一半，他把搜集好的资料交给AI。几分钟后，数据归类、图表建议和初步结论都摆在屏幕上。他删去几处不准确的表述，补上自己的判断，原本要忙上一天的工作很快完成了。

结果看起来不错，交付也比过去轻松。但如果问他，这份报告里最让自己得意的部分是什么，回答可能没有以前那么容易。类似的犹豫，如今正在越来越多的知识工作中出现。

2026年3月15日，《Scientific Reports》发表了一项AI与工作体验的研究。参与者分别自己完成写作、直接采用AI内容，或者先写初稿再用AI修改。同样是完成任务，他们的感受却出现差别。

同样是一份按时交付的成果，为什么完成它的方式会影响人的感受？当AI逐渐接过工作中的复杂环节，这个问题也许比“又能省下多少时间”更值得琢磨。

一份工作，为什么能定义一个人？

认识一个陌生人，我们常常先问：“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”听到医生、教师、工程师或经理人这些回答，脑中就会形成关于能力、收入、责任和社会地位的印象。职业名称既介绍了一个人的谋生方式，也提供了判断他是谁的线索。

但如果工作只负责赚钱，很多现象就难以解释。为什么已经有足够积蓄的人仍希望继续工作？为什么一些人退休后，明明时间自由了，却突然觉得无所适从？同事一句“这个问题还得找你”，有时比一次奖金更让人高兴。

奥地利社会心理学家玛丽·雅霍达研究失业时，提出了工作的五种潜在功能：提供时间结构、社会联系、共同目标、社会地位和持续活动。工资到账容易看见，这些功能则藏在每天的会议、任务与人际关系里。

例如，一位技术人员参加项目会议，除了接受安排，还能知道团队在解决什么问题；完成一次设备改造，除了得到绩效，也会获得同行的信任。人通过工作维持生活节奏，也通过工作参与家庭之外的社会。

2023年《Frontiers in Psychology》的一项元分析发现，就业者在这五种功能上的满足程度普遍高于失业者，其中组间差异最大的是社会地位。这些功能还与心理健康存在关联。

自我决定理论提供了另一层解释。人希望自己能够胜任任务，有权决定如何行动，并与他人建立关系。一份能让人发挥能力、承担责任的工作，往往同时回应了这些需要。

工作给人的两种确认，是“我有能力”和“我被需要”。 前者来自完成一件事的成就，后者来自他人对贡献的承认。工资可以买到生活资料，却无法替代一个人亲自完成任务、被人依赖的体验。

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23年的调查显示，39%的非自雇劳动者认为职业对个人身份极其或非常重要；研究生学历人群中，这一比例达到53%。多年训练形成的专业能力，也往往成为个人评价自己的依据。

人一直需要能力与认可，却未必一直通过职业寻找它们。如今熟悉的职业身份，是现代社会经历漫长变化后的结果。⁠ ⁠

工业化之后，人们开始通过职业寻找自己的位置

在传统社会，一个人的位置往往由家庭、土地、宗教、地方共同体和行会共同确定。手艺好的工匠可以因技艺受到尊敬，但社会身份还受到出身、等级与熟人关系约束。那些关系提供归属，也限制个人选择。

工业化让越来越多人离开乡村，进入城市和工厂。原先分散在家庭、作坊和社区里的生产被集中到企业，劳动被拆成岗位，工人按照统一流程协作。许多人第一次有机会依靠自己的劳动进入新的社会阶层。

原本围绕完整产品展开的劳动，被拆成彼此衔接的岗位和工序。一个人每天忙于生产，却未必能决定怎么做，也难以看见完整成果。工厂越来越善于安排机器和工时，却不一定善于安置人。

随着大企业兴起，现代职业体系也在发展。工程师、技术员、销售人员、经理人有了明确的岗位和能力要求，企业提供薪酬、晋升和组织归属。工作单位逐渐承担起过去由其他社会关系分担的部分身份功能。

离开祖辈的土地，意味着一个人有机会凭工作改变命运，也意味着新的社会位置不再由出生地预先安排。但进入工厂并不等于获得话语权。谁能承担责任、谁可以作出决定，仍需要新的组织制度来回答。

这种矛盾正是彼得·德鲁克早年关注的主题。他在1942年的《工业人的未来》中讨论，一个能够有效运作的社会，必须让成员拥有被认可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功能，掌握重要权力的机构也必须具有合法性。

在德鲁克看来，工业企业已经成为重要的社会组织。一个人进入工厂，获得了工作和工资，却未必有权参与影响自身的事务，也未必能通过承担责任赢得尊重。只要求员工服从指令的企业，很难提供完整的社会归属。

德鲁克由此把管理当成一项社会事业。管理要建立目标、组织协作、发挥人的长处，让员工知道自己承担什么责任，工作成果对别人产生了什么影响。好的管理能够把组织效率与个人成就连接起来。

在中国，单位曾经与住房、医疗、社会交往紧密相连。“在哪个单位工作”本身就是社会身份的一部分。即使今天的劳动关系更加市场化，公司、职位、职业资格和工作履历仍然深刻影响别人怎样看待一个人。

现代企业既生产商品与服务，也在分配责任、地位和社会认可。 德鲁克希望管理能把人的贡献和组织成果连接起来。但当技术改变职业分工与技能价值，人们用来证明自己的身份，也需要寻找新的支点。⁠

AI让工业时代的身份危机再次浮现

机械化曾让部分手艺失去稀缺性，流水线改变工人与产品的关系，计算机又重塑了会计、制图和文书岗位。每一次技术更替，都在重新回答三个问题：什么技能值钱，谁完成了成果，谁在组织里拥有决定权。

AI对身份认同的冲击也沿着这条路径发生。它能处理越来越多语言、知识和创造性任务，因而把同样的变化带到了更多专业人士身边。我们需要看的，是这三个问题今天发生了什么。

第一种变化：专业能力的稀缺性被重新定价。

一位分析师多年训练出来的资料整理与建模能力，过去足以构成部分职业优势。如今经验不多的人借助AI，也能完成资料汇总、初步分析和报告框架。原先最容易展示的那部分本领，正在变得更加普遍。

2025年《Academy of Management Proceedings》的一项研究，对创意行业进行了52次访谈。研究发现，面对AI带来的身份威胁，创意工作者没有简单拒绝工具，而是尝试重新界定自己在创作中的角色。

过去，一位设计师可以靠出色的制作能力建立声望；现在客户可能更看重他理解需求、作出审美判断的能力。技术降低了部分操作门槛，也把职业竞争推向新的能力环节。

专业身份因此遇到一道难题：当出色作品越来越容易被生成，作品质量还足以证明谁更专业吗？过去可以展示作品，现在还得说明是谁定义了问题、作出了关键选择。能力的评价尺度随之改变。

第二种变化：工作成果与个人成就感开始松动。

效率衡量的是做出了多少，成就感还取决于自己在过程中投入了什么。以前花几天写成一份报告，反复核实数据、调整论点，本身就是能力得到验证的过程；现在可以直接取得相似成果，投入感和归属感却未必相同。

开头提到的2026年研究包含269人的预注册实验和270人的补充调查。直接采用AI生成内容的参与者，在自我效能感、成果归属感和工作意义感上的评价更低；先亲自写作、再与AI协作的参与者，则保持了更强的心理连接。

2025年《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ommunications》访谈了25位使用ChatGPT写作的非英语母语研究者。有些人借助AI更自信地表达研究成果，另一些人即使顺利发表文章，仍会困惑于论文是否保留了自己的学术声音。

同样是工具辅助，差别落在创作者是否参与核心思考、是否理解并认领最终结果。成果的质量可以交给技术提高，亲自创造的体验却无法直接外包。

当人还能决定问题、审查证据并作出选择，作品便留下清楚的个人痕迹；一旦只剩复制和交付，署名与成就之间的联系就变得脆弱。工作量减少了多少，与个人觉得自己贡献了多少，未必同向变化。

第三种变化：组织内部的决定权与责任正在重新分配。

谁决定要解决什么问题，谁有权判断AI的答案，谁对最后的结果负责，开始比谁亲手执行某个步骤更能区分岗位价值。技术降低任务成本之后，组织会重新分配判断权；这种分配直接影响员工能否继续感到自己被需要。

设想同样使用AI的两位员工。一位负责理解客户需求、选择方案并承担交付责任；另一位检查机器生成的材料、按流程修正格式。两人都没有被AI取代，但前者能决定方向，后者只能跟随流程。

这种差距会进入组织的考核与晋升。前者积累判断经验与客户信任，后者积累的可能只是处理数量。保住一个岗位，不一定保得住过去那个岗位拥有的地位。

生产率提高不会自动决定一个人的职业地位。国家经济研究局对5179名客服人员的研究发现，AI助手使平均生产率提高约14%，新手及低技能员工提高约34%。工具增强了能力，但决定权与晋升机会仍由组织分配。

技能的价值、成果的归属、工作的决定权，最终都会进入企业的岗位评价和晋升体系。旧岗位也许还在，过去证明自己优秀的标准却可能已经改变；人仍在工作，却需要重新说明自己为什么有价值。

工作内容可以很快被技术重写，社会认可一个人的方式却没有同步更新。 这才让身份焦虑不必等到失业那天才发生。

当职业身份发生变化，谁来认可人的价值？⁠ ⁠

过去，职业为许多人同时提供收入、成就和社会地位。AI改变其中一部分任务后，身份认同需要新的支点。如何调整，至少涉及企业怎样组织工作、个人怎样安排生活，以及制度怎样承认不同形式的贡献。

企业需要重新分配工作中的判断权和责任。

德鲁克对管理的要求，在AI时代依然有针对性。企业能够让AI生成更多报告、代码和设计方案，但组织是否更有效，还取决于员工能否运用这些成果，是否拥有判断权，以及能否对自己的贡献负责。

例如一份研究报告，AI可以帮助整理资料，但研究者要确定问题、判断证据、承担结论责任。如果管理者只追求人均产出，员工变成模型答案的审核员，组织即使更高效，也可能失去培养专业判断的能力。

省下来的时间如何使用，同样属于管理选择。让员工接着处理更多重复任务，组织只收获了产出；让他们参与客户沟通、解决复杂问题，员工才能在新的劳动分工中继续积累能力与信任。

企业通过AI省下的劳动，应该转化为员工更大的自主权、更高质量的任务和更明确的责任。 能把技术效率转化为人的成长，是管理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。

个人需要在职业之外建立更多真实的身份来源。 

一个人可以在公司是工程师，回到家是父母，在社区参与志愿服务，也在阅读或运动中获得成就。不同角色连接着不同的人，让自我价值不必全部押在一次晋升、一家公司或一种技能上。

身份的多元也不需要巨大的生活改变。长期照顾家人、定期参加社区事务，或与朋友一起完成一个公益项目，都能够带来真实的责任和归属。一个人能在多少关系中有所贡献，比拥有多少漂亮头衔更重要。

“斜杠青年”原本强调一个人可以拥有多重身份。就身份认同而言，重要的是能否在不同生活关系中找到真实的贡献与归属，而非多添几个职业头衔。一个人即使只有一份正式工作，也完全可能拥有丰富的社会身份。

2024年《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》的一项研究发现，多种社会身份如果能够得到较好整合，与更好的心理幸福感相关。家庭、社群与兴趣活动能否成为稳定的关系网络，比身份标签的数量更重要。

社会制度也需要给予职业之外的贡献实质性承认。

个人可以给自己找到意义，社会认可却需要公共安排。全职照顾失能长辈的人付出了大量时间，也为家庭和社会承担了成本；但当社会主要通过工资和职位衡量贡献，这些劳动很容易变得不可见。

有意义的认可应体现在照护支持、公共服务和社会参与机会中，不能只停留在称赞“无私奉献”。德鲁克晚年重视非营利组织，也正因为现代社会需要商业企业之外的组织，来承载公共参与和社会责任。

认可还关系到一个人有没有条件持续贡献。照顾失能亲属的人如果得不到公共服务支持，“家庭角色”就可能成为难以承受的负担；社区若提供活动空间与组织渠道，志愿服务才更容易从个人热情变成稳定参与。

个人可以增加身份的来源，制度则要增加被社会承认的贡献方式。 如果公共评价仍只围绕职业等级旋转，多元身份就很难真正为人提供稳定的尊严。

当工作不再是唯一的身份证明⁠

我们曾经习惯用职业回答“我是谁”。这套习惯来自漫长的现代化过程，也确实帮助许多人通过劳动获得了独立、成就和尊重。今天，技术继续替人完成任务，那些被职业承载的社会需求却不会自动消失。

一个人可能不再以亲手写出代码、画完图纸来证明能力，但依然希望参与有价值的事情，并为结果负责。即便技术可以完成大部分任务，与他人建立信任和共同生活，仍需要人亲自参与。

技术进步让社会有机会用更少的劳动创造更多成果。与此同时，我们或许应该开始用另一种方式衡量进步：一个人的尊严，能否不再紧紧系于他的职位、收入和工作表现。

当人们既能在工作中有所成就，也能在工作之外被认真需要，技术节省下来的时间才有机会成为人的自由。否则，机器越来越能干，人却可能越来越难回答自己为何重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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